《我的阿勒泰》：那些寂静而固执的美好

　　作者：田广

　　近日，由滕丛丛导演，马伊琍、周依然、于适主演的八集电视连续剧《我的阿勒泰》在CCTV-1和爱奇艺播出。美丽壮阔的自然景观、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、新颖独特的表现形式、富有深意的主题内涵，使这部电视剧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。

　　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剧照

　　《我的阿勒泰》这部剧在很多方面与我们习见的主流电视剧有较大差异：首先，它是由散文改编而成的；其次，它主要表现的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族牧民的日常生活；再次，它是一部以在世当代作家为原型创作的具有传记性质的电视剧；最后，它的篇幅短小，属于“迷你剧”的范畴。仅此四点，就足以使该剧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引人瞩目，同时这种特殊性也决定了该剧的创作必然面临很大的挑战。

　　该剧改编自新疆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。李娟的原著以深挚的情感、灵动的文字、细腻的笔法，记录了自己在阿勒泰生活的点点滴滴，质朴自然的叙述极具原生态之美，清新明快的文风透出鲜活动人的生机。然而，散文的文体特征决定了要将其改编成影视剧绝非易事，导演滕丛丛和编剧彭奕宁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。她们对原著提供的素材进行加工整合，甚至“无中生有”，设置场景和人物关系，构思故事线，编织情节，强化戏剧冲突，在增强作品可看性和观赏性的同时，较好地保留了原著的文艺格调和诗性气质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　　辽阔的草原、繁茂的森林、壮美的雪山、浩瀚的戈壁、湛蓝的天空、碧澄的湖水、清澈的河流、飞驰的骏马、闲静的牛羊……作家笔下“遥远的阿勒泰角落里”那些“寂静的、固执的美好”，在剧中得到了极好的呈现。对于大多数没有到过阿勒泰，又心怀“诗和远方”的观众而言，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富有浓郁的异域风情的绝美风光，具有很强的治愈功能，而这里的人们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和亲近自然、合乎自然的生活方式，更是令无数在都市中辛苦打拼的人心向往之。剧中的景和物、人和事，因与观众隔了一定的物理及心理距离，故能超越现实功利，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，这是该剧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　　主人公李文秀是以原著作者李娟为原型塑造而成的，她热爱写作，高中没读完就辍学打工，梦想成为一名作家。在一位前辈作家的启发下，她辞掉城里的工作，回到乡下与妈妈和奶奶一起生活。渐渐地，这个格格不入的外来者融入了阿勒泰草原，与这里的哈萨克族牧民打成一片，适应了这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，有了自己的朋友和恋人，也深深地爱上了阿勒泰。由于一些意外和误会，李文秀暂时离开了阿勒泰，后来成功当上了作家，也去了梦寐以求的北京，但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阿勒泰，因为这里是她生命的家园，也是她的文学世界的根基。

　　李文秀与哈萨克族青年巴太的爱情，是全剧的故事主线，然而创作者并没有对此进行浓墨重彩的铺陈和渲染，处理得相当隐忍与克制。他们的感情纯真而朴素，他们的表达羞涩而含蓄，没有轰轰烈烈，没有你侬我侬，这样的古典式爱情，在当今时代却似乎有一种格外动人的力量。巴太的嫂子托肯与蒙古族青年朝戈之间的感情也是如此，他们真心相爱，却始终恪守着基本的礼义道德。这种“发乎情，止乎礼”的婚恋观念看起来比较保守，似乎也不那么浪漫，然而在这种含蓄的情感背后，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待爱情婚姻的一种更加严肃而珍重的态度。

　　对两性关系的呈现和反思，是本剧的一个重要主题。从原作者到导演、编剧和主演，该剧主创人员多为女性，因此以女性视角观察社会、思考人生，成为该剧的一个突出特点。剧中引用英国女作家、女性主义先锋人物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名言，“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”，鲜明地表达了对于女性个体价值、独立人格和平等权利的主张。

　　相较于原著，父亲的形象在剧中得到了突显，原著中的姥姥变成了剧中的奶奶，其与主人公的关系由母系转为父系，奶奶的存在事实上也标示着父亲的“在场”。父亲的形象及其身上所承载的男权/夫权/父权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文化观念，剧中巴太的父亲苏力坦就是一个典型。苏力坦是哈萨克族传统文化忠实的传承者和坚定的维护者，他一直遵循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生产之法、生存之道和生命之理。面对周遭的变化，他感到深深的失落：“我喜欢的生活一样样地消失了！”他有着不解的疑惑：“这个世界，一定要这样发展吗？”他阻止过，也抗争过，但最终还是退让了，不过这并不是认输，而是一种和解：我不强求你们按照我的意愿生活，你们也别干涉我继续过自己的人生。

　　不管怎么说，苏力坦最后还是失败了，这是对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，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缩影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苏力坦的失败，标志着代表男权/夫权/父权的传统伦理力量的日渐式微，昭示着以尊重女性权利为重要表征的现代观念的日益光大。这当然是一种文明的进步，然而从另一维度来看，人类社会的发展恐怕不能以单一的进化论视角来衡量，譬如令苏力坦留恋不已的传统游牧生活方式，我们能说它就一定是落后的吗？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如何在相互碰撞中取长补短，在相互融合中求同存异？如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相互依存、共同发展？这既是需要妥善解决的现实问题，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文化命题。

　　李文秀母亲张凤侠的形象，或许是创作者某种理想的寄托。她乐观开朗、天真活泼、诙谐幽默、豪爽大方、洒脱随性、勇敢泼辣、坚韧顽强，是一个对生活抱有极大热情，却又能够始终保持松弛感和豁达感的女人。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她不怕吃苦受累，长年与转场的牧民一起迁徙奔波；牧民在她的小卖铺买东西，她能赊就赊，即使别人欠账再多也不去主动索要；女儿辍学回家，她没有横加指责，反而坦然接受；家里的电视坏了，她用土坯搭了一台“电视”，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婆婆看得津津有味；女儿把奶奶弄丢了，她不是去责怪女儿，而是说自己也常常会这样。

　　女儿嫌自己没用，张凤侠的回答是：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、草啊，有人吃有人用，便叫有用；要是没有人用，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，自由自在的嘛。”女儿对牧民的某些传统习俗有不同看法，她说：“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，你可以不赞同他们，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地改变他们。”她对人生有着清醒而通达的认识，她要过的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生活。也许在一般人看来，这样的生活态度未免有点消极，但这种消极中又何尝没有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呢？“世界斗转星移，只有她，一直不曾改变。”时代发展日新月异，很多事情都在改变，但有些东西，或许永远也不会变。（田广）